不够。完全不可想象，在阳光下这类丑恶行为依然能够大量存在。社会当以此来检验阳光财政。

4.真正的信息公开，当然要求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垄断信息的发布，而要尊重媒体多渠道地报道，多渠道地展现事实，在多元的信息和声音的“竞争”中由公众判断事实如何。

   这种媒体参与调查和报道的过程，才是“信息公开”。公开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将事件的信息公开，而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也必须是公开的，必须经受阳光的照射。也就是说，政府的信息公开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第一时间公开事件的官方信息，不遮掩、不瞒报；其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本身，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公开信息”的行为。后一个“公开”比前一个“公开”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前一个信息是不是经得起检验。

5.许多信息纷至沓来，良莠不齐，真真假假，像雨像雾又像风，使人如梦里看花，难辨真伪。其中还有骗人的信息、扰乱民心的信息。此时，特别需要官方媒体出来说话，以正视听。为此，要求各媒体迅速行动，采写公正的消息，披露事实真相，让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要让公共信息公开的速度快于流言传播的速度，及时中止流言，防止流言惑众而扰乱群众心理。如果公共传媒没有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势必助长流言的传播，引起群众不必要的恐慌，破坏社会安定和谐。

   在当前信息社会，各媒体要明确自身的责任，高屋建瓴，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就要求各媒体要深入调查研究，听群众在想什么，在企盼什么，对症下药做好宣传工作，对群众中的误解，要坚持用公正客观的报道，引导群众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促进正确信息传播迅速到位，让流言止于公共信息的公开，不再让流言惑众，起到释疑解惑、安定民心的作用。

6.针对信息公开有媒体评论认为，将相关的细节披露，不仅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也有利于政府上下级之间加强监管。如果发改委可以用笼统的信息来敷衍公众，那么就不会要求地方政府严格上报详细信息，也就不可能下大力气去监督4万亿元流向是否合理，是否用在了实处。反之，发改委在公众压力下公布相关细节，就会促使他们严格监督地方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报送详细信息，促使地方政府依法行政。

   积极进行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信息公开，也体现在主动公开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等政府信息要主动公开。公民向发改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这是一件好事情，反映了我们“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但作为政府机关却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增强信息公开的意识，别老是在公民的推动下，亦步亦趋地被动式信息公开，这才能真正体现信息公开的诚意，体现“责任政府”的气魄。

7.实行政府信息公开，不仅能够增加行政权力行使中的透明度，有效遏制各类腐败现象，而且可以改变不同部门之间信息传递不畅的现象，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进而提高行政效率。政府信息在这种依法而治的模式下公开，公民的权利得以张扬、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行政效率得以提高，最终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发展，增加公共福祉。

    另外，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引导各部门改变传统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自觉地把行政行为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防止权力滥用。在市场经济中尤其需要“阳光政府”。如果行政权力的行使缺少透明度，就极容易带来随意执法、行贿受贿、秩序混乱、无章可循、长官意志等现象，既有损社会公正，产生腐败，也会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8.一项政府信息，如果真是涉及国家安全，属于“国家秘密”，自然不应公开。但现实中，我们也要警惕“国家秘密”成了被滥用的挡箭牌，司法实务中，囿于传统和现实的种种困境，涉国家秘密的信息往往“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审查“禁区”，加之现行法规对于国家秘密界定、认定和审查以及信息公开与保密审查之间的衔接，相关规定不完善，法院往往左右为难，迫不得已选择迁就行政机关。

    而对民航发展基金一案而言，法院并没有放弃尊重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谦抑姿态，但也并不保守，而是在推进公开的基调上，能动且技术地回避了对国家秘密的直接审查和认定，体现了一定的司法智慧。即在正面否定国家秘密认定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的情况下，从证据规则和强化说明理由角度否定不予公开的结论，同时仍然尊重财政部门的公开裁量权，这也为审理此类涉国家秘密信息公开的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

9.在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迅猛发展，教育投入和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学校可调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