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而在这些投诉多、维权难的“重灾区”，大量的消费纠纷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某些领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外，关键的一点还在于，目前商家和消费者双方之间互相都缺乏一种最基本的信任。在这种互不信任的心态作用下，消费者本能地认为商家在以次充好，甚至无意识地放大商品的缺陷。而商家一方则在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要求时，往往会提出举证检测等各种要求，而即使是消费者能够凑齐各种证据，商家仍然可以找到理由去质疑。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此次工商总局在重要领域集中开展消费维权，重提消费领域的服务问题，显示出职能部门在力图帮助消费者提升维权能力，背后更深一层的用意在于为拉动内需净化消费环境。联系到前段时间，以中央电视台为主的中央级媒体，对于进口车价格虚高的现象进行集中报道，以及相关部门对于汽车、制药和婴儿配方奶粉等行业的产品定价展开调查，这些信息都在表明，政府正在打造更为平衡的消费驱动型经济，进而取代摆脱之前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

 

2.自中国第一打假人王海之后，如今的民间职业打假队伍已经越来越壮大，收入也是节节攀升。据媒体近日报道，靠打假谋生的中国职业打假人，已由消费者变为消费者的保护者，一年收入可以多达30万元。

   到商场里面挑挑拣拣，只要是过期的、含有违禁成分的、外包装夸大宣传的抑或根本就是冒牌货的商品，都会进入职业打假人的视野。而且，每年还可能有多达30万元的丰厚回报。看起来，职业打假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也不能只看到这丰厚的30万元年收入，表面风光的背后，是时下依然严峻的消费环境。

   客观而言，随着各项法规、制度的逐步完备，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也有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利益的刺激下，一些不法企业的违规行为也更具隐蔽性，公众经常能够从不断曝光的食品和产品安全丑闻中，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

 

3.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各大网购平台纷纷将业务拓展到农村地区，农民网购比例逐渐增大，但农民网购消费维权的种种问题也开始凸显。有些恶劣商家“看人下菜”，发往偏远农村的货物品质劣于同类货物。

　　网购商品与传统意义上的购物并不相同，由于多数农民缺少必备的法律知识，加之维权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与成本，所以他们在消费权益被侵害后更倾向选择自认吃亏，默默不做声了事。

农村网购消费者是弱势群体，更易受到伪劣商品的伤害，更易掉入“消费陷阱”，也更需要得到消费维权的保护。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帮农民识别网购陷阱，在农村开展网购维权知识宣传，建立维权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农村实际，尽力解决农民维权中存在的困难，力争让维权的群众少跑路，少为难，早受益，多受益。

 

4.惩罚性赔偿这一借鉴自美国的制度在我国遭遇了“尴尬”。大多数人是通过王海们的“知假买假”行为知道《消法》第４９条的，但通过打假获利却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笔者搜索了“北大法宝”数据库，据该数据库显示全国各级法院适用《消法》“双倍赔偿”的案件仅有１０１宗。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诉请法院裁判“双倍赔偿”的案件微乎其微。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国“双倍赔偿”制度中激励功能的不足。众所周知，在我国打官司是一个费时、费力的事情。与商家相比，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想要维权则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假设电信公司暗中向每个客户多收１元，它非法获利巨大，以普通消费者理性的不会选择诉讼维权。即使受害的消费者选择诉讼，胜诉情况下仅能得到２元的赔偿，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消法》中“双倍赔偿”制度是为了激励人们同消费欺诈行为作斗争，在政府矫正市场秩序能力不足时，激励消费者维权，让他们作为另一股力量参与到市场监管中，从而促进经营者诚信经营。激励消费者维权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激励不足则导致《消法》中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随着近年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现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消法》也亟须完善。依笔者之见，“双倍赔偿”不应仅局限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法》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包括经营者胁迫、乘人之危等主观恶意行为。当前，经营者的欺诈活动很多时候伴随着胁迫等手段。例如，２００８年，在郑州发生的天价理发案件，两名１４岁女生在“保罗国际”店里剪发后，被要价１．２万元，经营者对消费者先欺诈、后胁迫。再如，发生在今年春节期间的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经营者菜牌标价虚实不定，强迫消费者高价买单。近些年诸如此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消法》应将经营者的主观恶意行为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如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即可请求惩罚性赔偿。同时，应当提高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我国《消法》的“双倍赔偿”制度，实际上是退一赔一。依据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深大教授应飞虎做的调查：在深圳，在交易价值既定的情况下，若商品额为５０元以下，则惩罚数额需达到商品额的５．３倍，才能激励消费者维权诉讼；若商品额小于２０元，则惩罚数额需达到商品额的１１倍，才能激起消费者维权的动力。前述赔偿数额的倍数均远远高于《消法》第４９条所规定的１倍。因此，一定程度地提高赔偿的数额，才能激励消费者选择诉讼维权。

 

5.自2005年法学博士李刚以牙防组作为卫生部临时机构,从事认证并使用认证标志属误导消费者为由,将牙防组、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诉至法院；到2012年江苏省无锡市消协将一家火锅店推向被告席,请求判令该店退还强制消费的一次性餐具费用3元,停止强制消费行为；再到去年12月30日,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起诉上海铁路局,要求其立即停止“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消费维权的新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不断尝试。

然而,直到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才有关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何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在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中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常选择“默默忍受”，而主要原因就在于维权的成本太高。

    消费者有时也不是不想维权，但总是迫于无奈。据媒体报道，有消费者购买9元洁面乳受骗后，打官司历时三个多月，为了18元赔偿结果付出了3000多元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最后还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试问，这样的维权你承受得起吗？

    此外，在维权过程中消费者有时还面临取证难、投诉难、查处难、诉讼难、赔偿难等诸多问题。可以说，维权成本过高，已经成为消费者“不能承受之重”。

    给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消费环境，不仅事关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更事关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那么，消费者维权如何才能走出“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的困境呢？

以笔者之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切实减轻消费者维权的成本负担。“谁主张，谁举证”，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实在太难了。政府部门应坚持便民、利民、公益、服务的原则，尽量降低甚至免除消费者维权所需的鉴定费用，或者规定由商家承担相关鉴定费用；要尽量缩短消费者维权的流程，简化程序，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7.消协进行消费维权约谈，旨在就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与经营者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指导经营者建立和完善自律制度，督促经营者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在此《办法》出台之前，消协就已开始组织开展约谈工作，如中消协曾先后约谈阿里、京东等十大电商，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还约谈过尼康、宝马、英菲尼迪、一汽大众、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路虎、东风日产、奔驰、上海大众等多家企业。

   只不过，消协此前组织开展的约谈，通常是在消费纠纷发生引发投诉之后，或被新闻媒体曝光之后进行，这无疑属于“亡羊补牢式的监管”，只能发挥“缝缝补补”的作用。而此次把约谈维权模式，正式上升到明文的制度层面，有潜在群体投诉风险、发布违法广告、夸大宣传或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等情形，也在约谈之列，这无疑是要把处理消费纠纷的方式，由“被动处理”变成“主动出击”，由“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值得期待。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约谈，可以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近年来，消费纠纷引发的消费维权，存在三大“拦路虎”：取证难、检测难、责任认定难。这三大“拦路虎”，使得不少消费者在合法权益被侵犯之后，只得“缴械投降”，即使有人在维权路上一直走下去，往往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追回一只鸡，杀掉一头牛”。如此维权窘境相当于打击了维权。故消协在不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之时，还得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我国的消费者权益被损害的表现有哪些？全面、客观、准确。字数在300字以内。

 

 

2.结合所给材料，试分析如何加快我国的消费者维权？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字数在400字以内，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假如你是M市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的工作人员，当前针对售后服务的投诉较多，民众对此关注度很高，请结合所给材料，分析现实，写一则关于消费者权益保障的调查报告。字数在500字以内，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感触，请围绕“消费维权”这一话题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000字以内，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