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从制度层面对用好农村资源要素作出全面部署。“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一号文件圈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广大农村看到了资源进一步焕发活力的希望。

这些饱含突破意义的改革，其实有不少已在浙江开花结果。比如，2015年的“全国农地入市第一拍”，让浙江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民尝到甜头，其集体经济股权价值猛增45%；3年前，义乌农民拿下了全国宅基地抵押第一贷，如今累计发放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已占到全国试点地区总量1/3以上；浙江的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工作也是领先全国，3500多万农民已经华丽转身为股东……唤醒的资源，让浙江农民有更多机会获取金融扶持，换取更多资源投入新型业态，享受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的资产溢价，也让浙江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

 

 

2.农村学校要正视城乡差距，通过扬长避短实现自身长足发展。一方面，依托乡土资源，实现乡土课程与文化课程的有效衔接，让学生在乡土文化中感受中国传统田园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魅力，通过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对书本的知识产生更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通过网络媒体了解外面的世界，感受城市的现代文明。这种对乡村文化的体认与融入是城市学校难以企及的，这是农村教育的优势所在。

早在1926年，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书呆子。”这段论述时隔近百年，仍然振聋发聩、让人警醒。时过境迁，如今的城乡结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并不一定非得回到乡村。但通过农村教育培养学生对乡村的情感，培养其综合的素质与能力，让农村学生不至于与城市学生发展产生较大的差距，这必须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

 

3.乡村是个熟人社区,多元的共治、村事村管、多方协作才能完成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市场上有句话:“种自己的地给自己种粮吃”为上、“种自己的地给别人种粮吃”为中、“种别人的地给别人种粮吃”为下,实际上这三句话是综合了成本、食品安全、劳动就业等因素。如果没有在完善的村民自治和较高的乡村治理能力情况下就无法有益的流转、经营土地与资本和市场对话。所以,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建立起村庄的集体经济组织,由这个组织来经营和管理村庄的集体土地、林地等资产,成为村民的“代言人”,让村委会切实成为为村民服务的组织。“党、政、经”联合发展,把治理乡村转变为经营乡村,让乡村的资源变成资产。

影响农村健康发展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人才进入不了乡村,由于前些年的年轻人都进城务工,造成的人的要素流失,本地留乡的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无法对应市场、社会的变迁,而外面的人进入乡村的成本太高,流转土地、租赁房屋都要支付费用,比本村的人生产经营起来成本要高很多。

 

4.资源要素是进入农村还是留在城市，取决于其在城市和农村获取收益大小的比较。促进资源要素向的农村流动，关键是要降低资源要素进入农村的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与环境。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对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也不一样。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地区来说，城市要素进入农村所需要的条件也必然相对较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道路交通设施那么简单，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提升与现代产业融合相衔接的农村硬件基础设施水平。比如，气、电、网、商、运、医等生产生活的配套设施水平，加强农村光纤宽带网络、4G通信网络、无线局域网络建设，推进农村互联网提速降费；农村垃圾的处理回收和污水无害化处理服务水平；山、水、田、林、路等的改造标准等；二是提升与现代产业融合相匹配的农村软件治理制度环境的建设水平。比如，推进地方政府的职能下移，服务下沉，强化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的及时性；融合乡贤等农村精英元素，搭建高效有序的村民自治和互助平台，提高自我服务和管理能力；加强对农村山水人文、习俗技艺、古迹故居等本土文化的保护宣传，提升村民的认同度、归属感和自信力；加快推进农村耕地、宅基地、建设用地的改革，加强财政、税收和金融支农、惠农制度体系建设等等。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区，需要政府对这些地方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来推进制度变迁。一方面，加强交通、道路、水电等硬件设施，让那里的农村能够与外界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另一方面，积极提供适合于特定产业发展的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