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2.断有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呼吁尽快进行个税改革，提高起征点、降低累进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甚至改为单一税，以减轻普通工薪阶层税收负担，进一步激发其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幸福，官方也提出，要改革个税征收机制，将分类计收改为综合计收，将房贷利息、抚养负担等纳入扣除。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对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六大税种进行改革，这个方案管到2020年，也就是说，2020年之前个税改革是铁定要完成的。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已经落地，相信个税改革也是箭在弦上了。

 

 

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早在党的十七大就已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要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2013年，我国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同时，消除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可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仅是一项经济目标，还关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4.中国在追赶和借鉴中需要保持理性。人们非常关注美国特朗普新政中的“减税”，这个减税被有些评论称为是对中国减税的竞争与倒逼，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国怎么借鉴，怎么应对？我愿意提到这本书中特别提到的“财政三元悖论”分析框架：在减税、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赤字和债务水平这三个政策方针中，充其量只可能同时实现两项。美国人的“减税”，实际上在“三元悖论”的制约框架之下有一个其他经济体完全没有的“美元霸权”空间，可以把这样一个终极约束在现实生活中的临界点，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国显然在这方面跟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样都是“税”，美国的税制是明显带有现代化特征的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而中国是明显带有税制改革任务必须改变的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国的税制结构没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没有应对社会发展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在这方面若处理不好、不到位，可能加剧社会中积累的矛盾。所以，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的“减税”，中国必须防止在这方面东施效颦、邯郸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