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包容表现为两方面，即个人的包容和制度的包容。前者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多容忍他人，多体谅他人，多理解他人，学会为他人着想；后者则是在公共政策中要尊重外地人的利益，让外地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乐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

 

 

2.现在中国大城市没有公开的贫民集中区。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受限，在城市处处碰壁的农民工还有最后的容身之处，这使得其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差，但农村有物业和农村户籍特征使其具有高流动性，无法在城市长期立足；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使显性的城市贫民区难以稳态发展，如目前城市管理者干预贫民区的主要动机往往不是提供救助，而是追求“市容”等政绩，以应对上级的考核，因而常采取强行拆迁、驱离等行为。对城市流浪者设置的救助站往往涉及对其人身的限制，还可能将其强制送回原籍，都导致流浪者退避三舍。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曾讽刺说，流浪汉“在路边有流浪罪，离开路边有闯入罪”，惟妙惟肖地点出了城市贫民左右为难的尴尬。

 

3.如果说“蝗虫论” 还只是“言语暴力”的话，那么公权力的介入则分明已经对占海特一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危害。我们要问：警察和居委会为何要向房东施加压力，有什么权力逼占家人退房？换言之，若说京沪等城市迟迟不开放异地高考是因为户籍人群阻力重重，我们还能够理解，那么警察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则明显逾越了权力的边界，是不可原谅的。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一座不仅不能公平地提供公共资源，甚至还对维权者肆意打压的城市，任你建设的多么美丽整洁，都让人看不到文明，不知道国际化在哪？

 

4.为了把农产品运输到县城，让农民再换买一辆可以驶入县城的车或者雇佣一辆车，这笔账难道由制定 “禁止农用三轮四轮驶入县城”者埋单吗？这不是无形之中增加了种植成本吗？城乡一体化是发展的必然，如何找到一个城乡连接的“黄金点”，不要侵害农民兄弟利益，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才是政策制定的初衷。如果给“不驶入”一个合理的安排，把农产品交易市场建到城郊接合部，或是“限时”驶入，或许才是城市管理者应该更多考虑的，不要一“限”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