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原方案并未限制积分入户的年龄，只是对不同年龄群体赋予不同的分值，但新方案将积分入户限定为“年龄在20-45岁”，这与人口迁移的理论和客观规律是抵触的：每个人都有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是公民的权利，不能因为年龄、职业而歧视。当然，每个城市的状况不同，接纳年轻劳动力社会负担可能少一些，也应允许不同的城市各有政策侧重，但一刀切限定“20-45岁”是否妥当？当然，按照新方案，超出“20-45岁”的人，也可通过“人才引进”或“艰苦行业一线人员”等其他通道来申请入户，但这毕竟是“开小灶”，理想的政策设计应该是用尽量少的文件去达到一个政策目的，尽量一个文件适应不同的阶层。以珠三角某市现行的积分入户为例，若获评为优秀外来工，其奖励分值是很高的，马上就达到入户条件；又比如，你是教授、博士，基本就是“满分”120分，即可积分入户，不一定要另走“人才引进”通道。申请者都在一个政策大平台上的好处是，互相都看得到，公开公平公正，否则，政策“碎片化”，看似很细，但容易造成公平问题，何况社会是越来越融合的。

 

材料二：

   所谓积分入户，大家比的就是积分，因此最关心的也是积分。现在，入围名单终于公示出来了，却并未公布最主要的指标——个人得分；同时，还少了诸如“工作单位”、“身份证号码”之类的重要信息。如此“模糊公示”本已出人意料，而相关部门对此的解释更是叫人哭笑不得。保护个人隐私、防备诈骗当然都是应该的，但是否就能以此为借口剥夺全社会的知情权呢？毕竟，积分入户是关系很多人切身利益的大事。至于“若对入围人员有异议，可通过正当途径举报”的说法，就更像是个笑话——对方的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我一概不知，根本连对方的真实身份都无法确定，能有什么“异议”？所谓“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将及时进行核查”云云，岂非更是“大忽悠”呢。

入围名单上全都是“无单位、无身份证号、无得分”的“三无人员”，我相信很多未能入围者都忍不住要问：入围名单上的那些名字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得分是否真实？相关部门的公示之所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是为了逃避监督？这批入户名单中是否混入了不合格的“赝品”？甚至，是否还混进了一些“头面人物”的关系户？不要怪别人“妄加猜测”，谁让你的“模糊公示”语焉不详呢。

 

材料三：

  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原本是国家对特大城市推进户改提出的明确要求。眼下在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积分落户也成了其“标配”。但相形之下，北京作为户改包袱堪称全国最重，也面临着巨大人口调控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城市，其积分落户政策的落地，要考量、兼顾的现实因素必然更多，如北京的现实资源承载力和城市战略定位等。

在此情境下，北京市的积分落户，对人口服务和管理的分寸平衡拿捏要求会更高。基于此，北京在对这道户改最大难题攻坚时，既明确了相较于外省市更简约的积分指标体系设计，也明确了总量控制、有序推进等原则，将职住区域等纳入导向指标中，并让指标间分值匹配关系跟城市布局调整需要接驳。这也是通过标准化、可操作的制度，去实现对常住外来人口的精细化服务。

 

材料四：

   有助于树立城乡一体化的开放结构,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力图改变以往以户籍为基准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提供较为灵活的公共资源获取通道,倾向于给予城市外来人口以公共福利与服务资源获取资格上的市民待遇,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市户籍的作用,缓解了户籍的供需压力。获得居住证,意味着持有人在京可以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可见,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将公共服务从城市户籍人口拓展到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扩大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主体的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均等化。

　　再次,上述两个办法的实施,也将为城市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提供新的有效手段。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上述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动态掌握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分布情况,将外来人口纳入服务管理范围,实现社会治理上的全覆盖。积分落户和居住证制度可以成为政府对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和其他活动加强管理的有效载体。此外,还可以帮助城市留住所需人才,引导他们遵纪守法、重承诺、守信用,并调动他们为城市作贡献的积极性,自觉传递社会正能量,争做合格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