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设定标准状态，社会平均工资恒定为1000元/月，劳动者月入正好1000元，暂不计利息因素，他个人的社会化养老保险账是怎样的呢？

　　他的交纳：假设他大学毕业23岁时参加工作，57岁退休(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但女性有统一至55岁的趋势)，按28%的缴费(其中的20%由企业承担，8%由个人承担)比例计算，工作时间段内共交纳1000×28%×(57-23)×12＝114240元；

他的得到：参考各种数据，以平均存活年龄74岁计，退休后的社保工资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为1000×(57-23)×1%＝340元；个人账户养老金为1000×8%(个人承担的社保缴费部分进入个人帐户)×(57-23)×12÷158(系数因不同退休年龄而异，与57岁对应是158)，大约为206元，月收入为340＋206＝546元，总工资收入＝546×(74-57)×12＝111784元。再计丧葬补贴，一般为6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1000×6＝6000元。两项合计，111784＋6000＝117784元。117784-114240＝3544元，只略高于交纳。

 

材料二：

   从长期看，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还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是化解楼市库存的一条途径。但这属于中长期政策，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组合拳落地，因此至少要等两三年才能见效。”任兴洲说，“制度性的变革可以解决房地产长期需求问题，但去库存也是现实问题，因此中长期制度性变革必须与短期的去库存措施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

短期看，楼市去库存一方面要从供给上发力，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坚决控制土地和开发节奏，不再造成新的库存压力；另一方面还是要刺激需求。从政府角度，可以通过交易环节税费的减免，提高交易的流动性，促成像小房换大房这样的合理需求的释放。而作为开发商，也应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开发商作为利益主体，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去库存决不是政府兜底托市，趁机涨价不明智，应尽快争取市场出清。”任兴洲说。

 

材料三：

   一些人之所以要冒着自己养老的风险而主动出局，主要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缴不起，一个是拿不着。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较高的缴费费率让小微企业用人成本高企，如果降低工资待遇而保证缴纳养老保险的话，当期收入不高将导致招工难。于是，部分小微企业采取种种办法瞒报、少报参保人员，甚至诱导职工以个体劳动者身份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单位再给予补贴等办法钻政策空子。但是，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或者下岗失业人员，其本身收入不高，很多人无力全部承担养老保险的缴费额。小微企业以及社会个体缴不起费用，是现行养老保险的一个短板。

更大的问题是，在勉强坚持着缴纳了社保后，未来某个时间节点或者最终却有可能“拿不着”。尤其是对流动性大的务工人员来讲，目前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尚不普遍，只要务工人员转移工作地点或者回到老家乡下，就需要重新在当地购买社保。应该说，这种尴尬的现实，才是流动人员“弃保”的诱因。

 

材料四：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有社会救济、住房补贴和青年补贴等项目。其中社会救济是最低层次的保障，主要是面向那些生活贫困的底层人民发放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处于特殊困难的人们通过接受救济，能够维持一种符合人性尊严的基本生活，政府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救助帮助贫困人群重新获得自立的能力。社会救济的发放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可以是现金形式，也可以是实物形式。其内容可分为两类：生活救助，即向贫困线以下者提供的生活补助；特别救助，即对公民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困难提供救济，包括教育救助、卫生预防救助、医疗救助、生育救助、高龄救助等。住房补贴主要是面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来减轻他们法人房租负担或者是贷款的还本付息的负担。除此之外，德国许多城市出资建造了社会救助房，廉价租给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青年补贴针对没有能力承担教育培训费用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可以申请补助，获得平等的学校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机会。

　　由于实施社会救济的责任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具体事务由市镇或社区社会救济机构以及地方社会局（地方以上社会救济机构）来负责，使得其资金虽然完全由政府财政提供，但是其中75%是来自市、县政府，州政府只负担25%。住房补贴制度主要通过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下设的市级办公室负责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