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书写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答卷，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书写发展新答卷，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方位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补齐民生短板，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材料二：

    怎么来定位社会矛盾和冲突，要有个清醒的判断。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比如几年前四川汉源发生的那起群体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电站占了耕地，就产生了利益的冲突，一开始地方政府处理很僵硬，矛盾不断激化，最后越来越激烈，还死了几个人，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性事件。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第二次处理和第一次处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基调变了，第一次处理时当作“冲击政府”的政治事件，第二次处理时认定这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结果按照补偿款问题进行了处理，效果就不错。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常是一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东西。而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虽然你在现实当中处理这些问题，利益关系真正能够给摆平了也不容易，但是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你再说这个利益问题难，也要比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两派的矛盾要容易多了，那两派你都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来，伊朗、伊拉克打了那么多年，跟美国也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打完了，这两派还在打，一会儿你把我炸了，一会儿我把你炸了，中央台报道是针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反抗，事实上还是那两派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社会矛盾这么多了，就草木皆兵，紧张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要看利益的矛盾。

 

材料三：

   　从司法上看，法治的权威和公信是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支撑。在法治社会，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的核心力量。进入法律程序的社会矛盾，应当在司法者的权威裁判下得到最终化解。司法应当具备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威力和公信力，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法律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面对城乡差距引发的纷争矛盾，司法者应以制度变迁的宏观走向为理念基准，积极保护农民合法收益的权利及各种在城镇化进程中容易遭受侵犯的人身与财产权利；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司法者既当怀有正义之神的怜悯，又不能流于滥情，通过法律援助的制度性力量体现对弱者的关怀，决不能以非法“劫富”为代价；面对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司法者不应视为细故而懈怠，灵活运用调解和判决方式，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寻找均衡；面对破坏社会稳定的暴力犯罪，司法者应当依法严惩，同时充分释法说理，使每一个判决都能让公众感到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的判例典范。

 

材料四：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判断有助于党和国家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人民需要，这对于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演变发展规律，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判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主要问题，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来看，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五大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消除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