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信息时代，必要的公众个人信息采集是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是一种信息红利的分享。但采集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保管好这些信息，从契约角度讲，采集就意味着一种承诺、约定。公众通过提交个人信息获得相应的服务便利，而相关采集机构则应该履行保密的义务与责任。唯有恪守契约，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信任，不然，信息即鸿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信任崩塌。

以民航而言，不管是“内部人”作祟，恶意出卖航班信息，还是售票系统安全意识差，通过转链接等形式泄露信息，抑或是系统被攻陷，作为管理部门均责无旁贷。特别是，当倒卖航班信息已经成为一条“成熟”的生意链条，表明该系统已经面临一定程度的治理失效，有必要从根本上强化管理。同样，电信诈骗频发也与相关部门管理责任不落实关系甚大。监管部门理应积极作为，在提供便利的同时要考虑到防范恶行，不能纵容一些企业只顾拓展业务而无视公众权益的唯利是图。

 

材料二：

   市民陈某向鹿城警方报警称，曾收到推销温州地区的公民个人信息的短信。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贺某龙伙同其弟贺某华通过手机发短信的方式向他人推销温州地区的公民个人信息，售价为每1万个公民个人信息资料500元，温州地区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打包价1.8万元。其掌握的资料中涉及温州市公民个人信息近72.68万条数据。2月29日，警方抓获贺某龙等19人，并查明卖家为林某某(某智能设计研究所的员工)。据交待，林某某与同伙董某某以前都在乐清某电脑公司工作，该公司代理某智能设计研究所在乐清的信通业务维护工作，拥有可以查询提取某智能设计研究所信通数据库的账号与密码，于是下载了温州市公民个人信息共计72.68万条数据。目前，该案共有27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材料三：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从2015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一年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近年来，警方查获曝光的大量案件显示，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收集、转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网络安全法作出专门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并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材料四：

   每个人都不会主动将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但往往办张卡或买点东西就陷入信息泄露的境地。同时，个人信息泄露往往面临“无人负责”的局面。看似很多环节、很多部门都有责任，实则后果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无论是保险、理财、房产中介等行业从业者的“无意泄露”，还是管理系统的漏洞导致，作为信息收集部门和监管部门均责无旁贷。目前，所有采集个人信息的机构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出口，因此掌握公众个人信息的量越大，其肩负的责任就越大。一旦泄露，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