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政府而言，政府是市场“守夜人”，而不能越俎代庖、亲自上阵打“广告”，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未免逾越了行政职能边界。或许对地方政府来说，比起让农民接盘楼市更重要的，是做好城镇化过程中的福利均等化等工作，如随迁家人、户籍社保、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若没有户籍、社保制度改革来配套，只指望农民助力化库存，却不给予同等的市民福利保障，显然不妥。

而以“升值”宣传或采取“零首付”等政策鼓吹农民进城购房，还存在进一步放大地方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同样的买房，农民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城市阶层，且农民进城后的收入非常不稳定，能不能支撑起房贷，都要打上个问号。在个人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断供弃供，承担坏账风险的就只能是银行。去库存的本意之一，就是化解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债务高企困局，而上述做法可能与其相悖。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而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集中在3000~4000元/平方米，一套房产至少需要三四十万元，一个农村家庭要在城里购置一套房产殊为不易。以一套房产不考虑税费35万元计算，首付7万（20%），剩余28万房贷每月还款需1800余元，每年的房贷相当于一个家庭中两口人的可支配收入，压力不可谓不大。

价格是协调供给与需求最好的手段。资料显示，目前三四线城市房产的建筑成本整体在800~1000元/平方米，这也是房地产的刚性成本；此外，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税务部门征收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税种，以及房企的融资成本，大体上构成了房产的成本。同样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委员代表反映，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下调到成本价。如此，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和银行在房价中占有的那部分利益，如税收成本即占开发商总成本约12%，就为三四线城市房价去库存打开了想象空间。

 

材料三：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很多地方老是打农民土地的主意，新农村建设要征地、城市扩建要动耕地、基础设施建设要征地、招商引资也要用耕地，好像离开了征地就没办法发展了。有的地方干脆通过用城市户口换取农民的土地，把农民逼上了楼，把农民逼成了“市民”。

农民在城里落户后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看起来是让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以使一些人从农民手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后获利，一是搞政绩工程，搞土地财政。二是有些人通过官商勾结发土地财。像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利用职权，把寸土寸金的土地买出了“白菜价”，自己却获利3亿多元。三是可能使失地农民生活困难。农民有土地，顶起码不会被饿死。而进城后，没有了土地，用水用电用气样样要钱，米、菜等样样要买，他们的生活怎么过？

 

材料四：

   仔细分析农民“被城镇化”现象，一种情况必须重视，就是一些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积极性特高，把本地城镇化率当作政绩来做，在尚不具备为城镇化托底的财力和条件下，就匆匆忙忙大搞广场、大拓马路，以此“逼农转户”。如此操作的积极性来源于，这些地方既想卸下自己为农民提供各种政策待遇和权益补偿的责任，又可在农民转户之后尽享农村土地城镇化后带来的丰厚收益。

   如此城镇化，可以休矣！对此，甘肃等省份日前所发文件，向“逼农转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行为说“不”，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就彻底切断了“土地城镇化”指标诉求、与民争利的路径，对防止一些地方片面追求人口城镇化，忽略农民相关的社会保障，避免出现农民进城无工做、回乡无地种的“夹心人”，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提醒。